天津大氣污染治理調研：空氣治理不再“等風來”

近年來，人們對藍天白云的渴望越來越高，但對于很多地方而言，大氣污染治理既是重點，又是難點。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數據顯示，與2014年采暖季空氣質量狀況同比分析，2015年入冬以來在京津冀區域北京、內蒙古、山東、河南、山西等省份PM2.5濃度同比明顯上升，僅天津采暖季PM2.5濃度同比有所下降。在解決空氣污染這個老大難問題上，天津取得了明顯的治理成效。

快速發展帶來環保壓力

環保、林業到城建、發改部門，天津不少單位領導干部的手機里，存了各種關于空氣質量監測的APP。天津主管環保工作的副市長尹海林，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里這些APP，把全國空氣質量、天津市空氣質量挨個兒查一遍。一旦發現天津哪個區縣的狀況不好，馬上給區縣主要負責人打電話，督促他們及時采取措施。要是碰上重污染天氣，天津更是全體總動員，從市委書記到街道負責人，人人追根究底，及時應對。

天津的大氣污染情況復雜，身為天津環保局局長，溫武瑞深感這場戰役不好打：“天津和北京、河北等地不同，經濟結構偏重，經濟處在高速發展階段。2011年，天津的GDP剛剛達到萬億元，到2015年，全市GDP就達到了1.65萬億元。與‘十一五’末相比，天津5年時間內GDP增長了1.8倍。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環保壓力巨大，矛盾突出。”溫武瑞說。

拿新建項目來說，天津市每年有一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上馬項目多，讓整個城市變成了一個大工地。在記者走訪天津的幾天里，隨處可見熱火朝天的項目施工場景，這既讓人感慨城市的快速發展，但又擔心施工揚塵會帶來滿目黃沙。“去年全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積近1.56億平方米，現在全市土石方工地還有1000多個，天津市區500米之內找不到工地都很難。”溫武瑞說。

這些點多面廣、零零散散的工地揚塵污染看起來就已經很難治理了，但這還只是影響天津空氣質量的污染源之一，其他主要污染源還有煤炭污染、煙塵排放、車輛尾氣、工業污染等，各個都難以對付。

“別的地方主要污染物可能一兩種，如哈爾濱就主要是燃煤污染，北京主要是機動車排放污染，但是天津的污染物來源堪稱‘五毒俱全’，PM2.5來源于揚塵、燃煤、機動車、工業和其他因素的占比分別為30%、27%、20%、17%和6%。天津要面對的是復合型污染。”溫武瑞說。

這樣的結構導致天津一年四季都有污染，天津的環保治理工作沒有淡季旺季之分：剛經歷了冬季取暖季對燃煤污染的嚴防死守，好不容易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了，一開春又要趕往開工的項目建設工地，預防揚塵污染。夏秋到來后，高溫強光照加劇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光化學反應，又要防止臭氧含量超標。一年四季，周而復始。

如何應對這樣復雜的大氣污染狀況?溫武瑞說：“這樣多因一果，長期積累的大氣污染問題必須長期作戰、綜合施策，大氣污染治理沒有特效藥，快也快不了，慢也慢不得。”

經濟杠桿撬動治污行動力

自從走上天津大港電廠環保主管的崗位，陳吉山的頭發都變白了。“干環保壓力太大了，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覺，就怕環保指標出現問題，有一點問題就麻煩了!”陳吉山說。

在天津大港電廠，所有環保設備的考核、維護、檢修都和發電設備一樣，按照一類設備進行考核。對環保指標的在線監控，讓人人都繃緊了一根弦。

在陳吉山看來，現在的環保工作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主要工作就是看煙囪有沒冒黑煙，定期給設備除塵，再填填報表，現在經常就有環保部門來抽查、對表的，一點錯都不能出。以前雖然環保不達標也會相應處罰，但哪里見過按日處罰、下崗、甚至關起來判刑的。”陳吉山說。可是現在，他不但看到了有的公司老領導因為環保問題被處理，還看到了一些企業因為不能適應當今的環保節奏而被關停。

陳吉山所看到的改變源于天津實施的環保新政策。近年來，天津通過運用經濟杠桿，大幅提高排污費征收標準，對企業排污實施差異化收費，促使企業尤其是大型燃煤電廠治污減排。

2014年7月起，天津開始實施新的排污費征收標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學需氧量、氨氮等4種污染物排污費征收標準由原先平均每公斤約0.82元提高到7.82元，提高近10倍。此外，排污費漲價方案帶有“階梯定價”和“獎勤罰懶”的性質：對那些污染物排放濃度低于規定排放標準的企業，可享受4折到9折不等收費折扣;倘若污染物排放濃度超過規定排放標準，則按收費標準加1倍計收排污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