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問題交織
近年來我國污染治理力度前所未有,進程加速推進,總體處于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問題交織的戰略相持期,表現為四大特征:
容量超載
我國污染物排放逼近或者超過承載,這是我國資源環境國情的重大判斷。在長期粗放發展模式下,隨著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污染物排放增長快、總量大。另外,近年來因生態空間壓縮破碎、氣象自然等因素導致承載能力總體下降,時空波動加大。分子增加、分母減少導致的容量超載國情短期內不會根本扭轉,相應地生態環境系統脆弱性、風險性明顯加大,必須過容量“緊日子”、應對硬約束。
質量仍差
2015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濃度為50微克/立方米,僅76個城市年均值達標。與發達國家標準相比,我國環境質量仍然很差,生態環境成為社會需求強烈的稀缺產品。理論上,要確立提供生態產品屬于發展內涵、生態產品具有產權與價值;實踐上,要主動適應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社會公眾訴求明顯提升的“新常態”,環境質量改善成為全面小康社會難度最大但必須采取綜合措施確保完成的任務。
穩中趨好
主要污染物減排成效明顯,部分地區環境質量有所改善。全國好Ⅲ類水體由1994年的24.9%上升至64.5%,劣V類水體由1999年的37.1%下降至8.8%,大江大河水質改善力度非常大;酸雨面積恢復到20世紀90年代水平,空氣質量改善初見成效。但環境改善的幅度與老百姓的需求有較大差距,甚至與感受有反差,這有認知方式、方法問題,也有環境監測點位關注國家生態環境“大系統”與群眾關注身邊生活質量“小問題”之間“錯位”導致的客觀現實。
區域分異
我國區域間工業化進程、資源能源消耗、環境稟賦、污染排放強度差異大,不同區域、流域和城市環境問題分化,質量改善步伐不可能“齊步走”、同步達標,全國960萬平方公里不能靠“一招鮮”或一個“方程式”來解決,全國統一性的總量控制方略要更加服從、服務于不同區域差異化環境問題的解決,必須制定、實施更加精細化的環境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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