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印刷之路：從古登堡到普朗坦

古老的星期五市場，在安特衛(wèi)普夏日的陽光中，安靜地午睡，往日人來人往的普朗坦—莫雷圖斯（Plantin-Moretus）家族的大宅門關著，一群印刷學院的洋學生對著施工告示一籌莫展。我知道整個夏天這里都要閉門維修，經(jīng)過我們?nèi)f分渴盼的申請，與歐盟中國使團處長徐航一番“外交”協(xié)調，兩片有著400年歷史的大門，這天還是破例為我們打開，文獻部主任德克·英霍夫（Dirk Imhof）帶我們走入改寫人類文明史的古典印刷世界……

古登堡的“鉛活字版機械印刷機”

在說普朗坦—莫雷圖斯的故事之前，繞不過的是古登堡。

像今天的電腦改變世界一樣，古登堡的鉛活字印刷無情地摧毀了——羅馬天主教教廷靠著拉丁文《圣經(jīng)》掌控歐洲的政治與宗教千年的歷史格局。雖然，《古登堡圣經(jīng)》是用拉丁文印刷，但新教很快就有英文版、德文版的《圣經(jīng)》……后來的文藝復興、大航海、科學運動、啟蒙運動更使印刷的利器摧毀了沉沉千年的中世紀和它的文化余孽。

這是蔡倫沒想到的，這是畢生沒想到的——從“敬惜字紙”，到“因信稱義”；從東方的紙，到西方的字；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正是站在這樣的思辨之上，人們才把古登堡捧上了改變歷史的神壇。

德國美因茨是古登堡的故鄉(xiāng)，這里不僅是印刷業(yè)的“耶路撒冷”，甚至是文藝復興的圣地。在古登堡博物館展出“鉛活字版機械印刷機”的復制品，還有模仿當時的手寫體印刷的42行的《古登堡圣經(jīng)》原件。人們可以看到機械印刷機是怎樣把紙和字板壓合在一起，進而成為出版物，也會由此悟出——Press（出版）一詞原來就是“擠壓”。需要指出的是，活字印刷發(fā)明后，并沒有很快推廣和普及，古典手抄本仍然流行了很久。所以，1450年至1500年是鉛活字印刷的嬰兒期，這一時段的印刷書被稱為“搖籃本”。

事實上，古登堡博物館的古典印刷機械和文獻并不多，這就使得印刷業(yè)的第二圣地——安特衛(wèi)普普朗坦—莫雷圖斯印刷作坊顯得尤為重要。這里有世界唯一保留下來的完整的16世紀至18世紀的印刷機械和廠房，還有9世紀至18世紀的古典文獻。正因如此，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將這里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

普朗坦—莫雷圖斯印刷作坊

文獻部主任德克·英霍夫主任一邊帶我們參觀，一邊介紹，大約在1550年，也就是古登堡的“鉛活字版機械印刷機”誕生100年后，一位巴黎裝訂工人移民到佛蘭德的安特衛(wèi)普，開了一家印刷作坊。他就是這里的第一代主人普朗坦(Plantin)。經(jīng)過他與女婿莫雷圖斯（Moretus）的努力，安特衛(wèi)普進而成為繼威尼斯和巴黎之后的第三大印刷重鎮(zhèn)，由此改變和影響了近代歐洲的印刷版圖。

雖然，這里1920年曾辦過奧運會，但安特衛(wèi)普怎么看都是一座小城。德克·英霍夫主任說，在大航海時代，安特衛(wèi)普可是世界的一線城市，是歐洲海上貿(mào)易的重要港口，一切新鮮事物都會迅速匯聚到這里，包括新興的印刷術。據(jù)考證，早在1481年安特衛(wèi)普已誕生了第一部印刷作品。16世紀初，這里已經(jīng)有10余家印刷作坊了。普朗坦帶著技術領先的巴黎鑄字字樣來到這里，不僅建立了印刷作坊，還成立了“黃金羅盤”出版社。

1589年有5個女兒卻沒有兒子的普朗坦去世，其印刷出版業(yè)務交由女婿莫雷圖斯來管理。這份產(chǎn)業(yè)后來做大和保留下來，完全是女婿家族幾代人的功勞。靠著歐洲最大的印刷企業(yè)的影響力，莫雷圖斯家族后來被封為貴族，停止了延續(xù)300年的印刷出版業(yè)務。但為了保留這份文化遺產(chǎn)，1876年在比利時政府支持下，幾乎整個家族的土地、房產(chǎn)、機械、圖書館與文獻全都售給了安特衛(wèi)普市，并于第二年以“普朗坦—莫雷圖斯博物館”之名對公眾開放。

這間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工廠，至今陳列著一排古老的印刷機，以及完整的手工字模模具和古老的克勞德（Garamond，約1510年至1561年）字體，還有17世紀和18世紀的各種知名類型刀具，這些都是極為難得的印刷遺產(chǎn)。

進入雙遺產(chǎn)名錄的博物館

坐落在安特衛(wèi)普星期五市場邊的普朗坦—莫雷圖斯印刷作坊，曾是鬧市之中的一份顯眼的、顯貴的買賣。當年，普朗坦印刷與出版的重要產(chǎn)品是《圣經(jīng)》，其中包括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希臘語和古敘利亞語等多語言的8卷本“普朗坦多語圣經(jīng)”，是那個時代的最復雜的也是最奢侈的出版物。

印刷出版業(yè)是個奢侈行業(yè)，也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yè)。普朗坦表面上效忠于西班牙國王和羅馬教廷，背地里則是一個加爾文主義者，也是人文主義者，所以，他的多種人文主義出版物也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查禁。博物館墻上掛著一份裝在鏡框里的《禁書目錄》。目錄是此作坊奉西班牙統(tǒng)治者命令印制，當年每個書店都要張貼這種目錄，這是唯一存世的一份。目錄由西班牙一位大主教編訂，按字母分為三類：一是全部著作被禁的作者，二是部分作品被禁的作者，三是佚名作者被禁的書，其中就有普朗坦出版的書。

在德克·英霍夫的文獻部里，我們看到滿屋子都是百年以上的古書。據(jù)說，普朗坦建立印刷廠之初就開始收藏古典文獻。這里藏有包括9世紀列日地區(qū)寫作作坊的手稿，1403年的兩卷本插圖《圣經(jīng)》，一直到18世紀的文獻，共有3萬多冊古版書。

其中，最令整個世界印刷業(yè)驚奇的是這里保存了1563年至1567年期間出版社的總業(yè)務賬簿，這是為金融合作伙伴提供詳細的賬目，載有出版社所有收入和支出。這些業(yè)務檔案對于研究歐洲圖書貿(mào)易和社會經(jīng)濟，以及動蕩時期的知識發(fā)展情況極為重要。2001年這批文獻入選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遺產(chǎn)名錄》。這里是少見的雙遺產(chǎn)博物館。

展現(xiàn)大航海時代的獨特記憶

在普朗坦—莫雷圖斯印刷博物館，到處都可見這個家族標志“金圓規(guī)”。實際上，這個圓規(guī)即是繪制地圖的工具，普朗坦創(chuàng)建的出版社名為“黃金羅盤”，也喻示了它濃重的海洋情結。我們這個深圳大學海洋藝術中心考察團，不是單單來看古老印刷機和珍本《圣經(jīng)》的，而是研究古代海圖印刷與出版，這里也是地圖史學的“圣地”。

這個印刷作坊創(chuàng)建之際，正逢荷蘭海洋擴張，這里也收藏了大航海時代的許多寶貝。在雕刻皮革裝飾的客廳中，展示有佛蘭德繪畫大師魯本斯創(chuàng)作的多幅肖像，其中就有魯本斯創(chuàng)作的奧特里烏斯肖像。

1570年奧特里烏斯出版了第一部現(xiàn)代地圖集《世界劇場》（Theatrum Orbis Terrarum），也譯為《世界概觀》。值得一提的是，1584年普朗坦作坊還出版了世界第一部現(xiàn)代航海地圖集《水手之鏡》（Spieghel Der Zeevaerdt），作者為荷蘭港口恩克赫伊曾（Enkhuizen）的航海家、制圖師盧卡斯·揚松·瓦格赫納(Lucas Janszoon Waghenaer)，書中匯集了歐洲西部和西北部海岸線與港口的導航圖與航海圖，共23幅。《水手之鏡》出版后迅速被翻譯成英語、德語、拉丁語和法語多種版本，多次印刷。這是普朗坦對海圖史的又一重要貢獻。

離開星期五廣場時，看到廣場邊一群孩子正在玩手機，這個電子的世界會不會把祖先的活字遺忘了？這是我的擔憂，也是我對這個館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