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2017年中國經濟必須打贏的硬仗

近日，清華大學的李稻葵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要嚴防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跌幅超過5%，盡力保持穩定，這是明年（2017年）的硬仗。”李稻葵先生認為，2017年 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不能超過5%，“一旦超過5%，后果不堪設想?，F在（12月17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6.9570多，那么最多再跌5%就是7.35。7.35是個臨界點，明年一定不能突破。”對于如何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李稻葵先生給出的答案是“現在沒有別的選擇，只有一個，嚴格限制資金外流，由此來控制貶值趨勢。”“現在光靠外儲救火救不及。中國現在有21萬億美元的外匯存量，都想往外跑。根本之策還是得通過嚴格的資金流動的控制，來逆轉趨勢。”

　　李稻葵先生的觀點在學界并不孤獨，而且在政策層面很明顯得到了回應。年前央行發布的《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以及新年伊始新的《個人購匯申請書》中已經明確，盡管5萬美元的購匯額度并未縮減，但在購匯用途上明確規定，“境內個人辦理購匯時，不得用于境外買房、證券投資、購買人壽保險和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尚未開放的資本項目。違者將列入‘關注名單’，當年及之后兩年不享有個人便利化額度”。很顯然，在外匯流出方面，已經開始采取措施進行收緊。    　　筆者在年前的展望文章中，將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列為中國經濟2017年將面臨的三大風險之一。但筆者認為，比人民幣匯率問題更為關鍵的，是資本外逃問題。最近我在多個場合強調，資本外逃必須高度重視，資本外逃是一個綜合信心指數，外逃的不僅是資本，還有人，還有未來和希望。必須有智慧的應對，既不引發恐慌，同時能夠遏制流出加速的情況。李稻葵先生將人民幣貶值視為最大的硬仗，在我看來，人民幣貶值是中國經濟需要處理的風險，但絕不是最大的風險，真正的硬仗是資本外逃，而且，這是2017年中國經濟必須打贏的一場硬仗。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我同意余永定先生的看法，對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不應該過度恐慌。盡管人民幣貶值的趨勢沒有改變，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太過于恐慌。余永定先生認為，在我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大量的貿易盈余，以及較快的增長速度的情況下，根本沒有必要擔心人民幣過度貶值問題。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也多次強調，目前關于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有很多的恐慌因素。有中國經濟自身的逆轉，有美元的過度強勢，有人民幣匯改之后新的定價公式的“推波助瀾”，特別是，貨幣管理者在預期管理方面的差強人意，則是導致出現過度恐慌的重要原因。中國的貨幣管理當局，很多情況下，把老百姓視為迷惑的對象，釋放出來的信號很多時候都是為了迷惑市場，而不是疏導市場的情緒。在這一點上，我們和美聯儲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美聯儲任何一次貨幣政策的變動，都是和市場良性互動，美聯儲從來不擔心市場“猜準”他要干什么，而是擔心“猜不準”他要干什么，所以在做出任何動作之前，都會通過大量的信息釋放自己的真實意圖。2015年的加息和2016年年底的加息都是如此，市場完全消化了美聯儲的政策意圖，沒有引發過大的波動。而我們在市場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存在強烈貶值預期的情況下，相當一段時間違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市場走勢，承諾“美元持續貶值的基礎”，在人民幣應該釋放過去高估壓力的時候，卻人為過度干預，最終不僅沒有穩住匯率，反而和市場形成了反向博弈，導致市場對預期管理的不信任。    　　正是基于如此，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問題上，一是應該梳理市場的情緒，二是堅持不輕易干預的原則，讓人民幣匯率在一定區間內自由波動。在人民幣匯率沒有出現大幅度下跌的情況下，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去像李稻葵先生建議的那樣去嚴格限制，從而導致更大的恐慌。從歷史看，在一個國家的匯率出現波動的情況下，真正導致恐慌的不是波動本身，而是采取的一些限制性舉措引發了市場的恐慌。筆者最近在重讀拉斯•特威德的《逃不出的經濟周期》，書中描述了很多金融動蕩事件，但最后真正導致災難性后果出現的都是貨幣管理當局不理智的限制行為。比如，書中描述了1793年英格蘭銀行發生的一次導致英格蘭銀行破產的金融恐慌事件，引發這個恐慌的主要原因，是在這一年的最后一天，英格蘭銀行決定對金屬貨幣采取限量供應措施，從而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    　　在資本外逃問題上，中國應該吸取歷史上諸多的教訓，用更智慧的辦法，而不是簡單的限制的辦法解決資本流出的壓力問題。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其實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資本外逃，因為這會從根本上影響對中國經濟的整體信心。盡管我們擁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但不管我們擁有多少外匯儲備，子彈一旦打起來，就會很快耗盡。從2014年6月到2016年11月，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外匯儲備就減少了超過25%，按照這個速度，我們能扛多久？從歷史上看，不管一個國家有無外匯管制，一旦形成資本外逃的恐慌，沒有國家可以扛得住這種風險。何況，在中國，資本流出的非正規途徑實在太多，不是我們目前捉襟見肘的監管可以管得住的。中國需要做的，是必須在戰略上重視“資本外逃”這個巨大的風險，未雨綢繆，用堅決的手段予以制止，并真正逆轉預期。    　　筆者特別提醒，我們應該認真分析這一次引發資本外流的真正原因。我倒是覺得，資本外流不是因為中國經濟本身，不是因為人民幣本身，而是對改革走向的擔心。能夠穩定信心的關鍵在于真正推動改革，尊重過去近40多年來中國在改革上形成的一些共識，尊重最大公約數。只要改革不出問題，在中國經濟仍然有很大的想象力和空間的情況下，資本沒有任何必要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