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理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誤區及重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就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策略性問題，就“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改革使命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在期限上，這一改革將至少包括整個“十三五”的前半期；在范圍上，將囊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在地位上，將統領這一時期的各項改革要求和舉措；在性質上，這一改革強調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三點誤區    　　澄清模糊理念，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思路    　　京華時報發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鵬文章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提出以來，因其思想深、內涵廣、策略新等，在認識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和誤解。“計劃經濟手段回歸”者有之，“生產制造優先”者有之，“去產能是創新發展的前提”者亦有之。為澄清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理念，形成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思路的正確認識，先就目前具有廣泛爭議性的“三點誤區”展開討論。    　　誤區一：供給就是生產，因此供給側就是生產制造環節。    　　這一認識的錯誤在于大大縮小了供給側的范圍，將包括多個領域、多個層面、多個環節的供給側縮小為生產制造環節。習近平指出，“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這里的“基本方面”和“基本手段”都表明，供給側所包含的內容應是整個生產過程，是廣義的、服務于整個現代化大生產的內涵，即從最基礎的生產要素和資源環節開始，到制成品和服務進入市場，到發生交易環節之前結束。因此，供給與生產的概念是基本統一的，但供給側所包含的范圍遠遠超過生產制造環節，至少在構成框架上應包括要素資源、價格機制（配置）、生產制造、產業組織（產業鏈、價值鏈）、市場準入（含渠道性物流）等五個環節。    　　誤區二：改革強調總供給，因此供給體系的自我完善與創新是改革目標。    　　這一認識較具迷惑性，容易導致錯誤理解。根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的決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下，“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可見，這一改革的目標是需求，既要促進總需求規模的擴張，又要適應微觀需求結構的變動。習近平指出，“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    　　誤區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去產能、去庫存。    　　這一認識的錯誤有兩個：一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格局縮小，將生產制造環節的工作重點作為改革的核心；二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十三五”發展要求進行割裂，從而強調了操作和局部，忽略了戰略和整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無論是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降低企業成本，還是化解房地產庫存、補齊發展短板、防范金融風險，都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動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對全面深化改革決心的重要檢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十三五”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的重大改革措施，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目標與“十三五”的發展戰略目標是統一的，創新發展及其對經濟發展的驅動和支撐，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求。    　　四大支柱    　　消費、投資、產業組織和市場體系構成改革的“四個支柱”    　　文章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積累了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如何認識、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和運行框架。    　　我們以經濟新常態的基本規律為前提，以消費和投資作為需求側改革的主要支撐和供給體系要適應的重點，以產業組織和市場體系建設作為供給側自主性、創新性改革和創造新需求的主要支撐。從而以消費、投資、產業組織和市場體系形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四個支柱”。    　 第一個支柱是消費。    　　消費在新常態階段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消費是總需求中的主體構成和需求結構的最大影響因子；二是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消費需求的定制化、個性化和差異化特征逐步顯著；三是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對供給體系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動提出了新要求，即以差異化的供給匹配個性化的需求。    　　在這一消費形勢下，中國在供給側必須應對消費需求在中微觀上形成的功能性消費、融合性消費和減量化消費帶來的挑戰。其中，減量化消費的重點和難點不在消費而在供給，即減量化將導致供給體系面臨總量性和結構性的共同擠壓，從而給部分產業帶來難以自我調整的壓力。從制造業內部看，通用性產品面臨的壓力大于專用性產品，而鋼鐵作為制造業中通用性產品的最主要代表，面臨的轉型壓力和創新風險最大。從制造業外部看，動力供給是生產體系最重要的外部支撐，面對電力產品的同質性，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耗將形成內部替代，伴隨外部需求的“減量”和內部供給的增長（如頁巖油氣革命等），熱值高、排放少、運輸儲存便利的油氣資源成為煤炭資源的重要替代品，從而使煤炭產業同時遭受減量化、替代化和價格競爭的三重壓力，成為動力體系中風險最大和自主轉型空間最小的行業。因此，將煤炭和鋼鐵列為市場主導、政府支持的轉型行業有其重大的現實性和理論上的必要性，去產能、去庫存工作的著力點也基本形成。    　　第二個支柱是投資。    　　投資在新常態下的基本特點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于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投資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要強調低成本，即將融資成本降低，更好地促進投資的擴張；二要強調去杠桿，即大力發展股權式或股債結合式的融資方式；三要強調補短板，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四新”投資作為核心與重點。這樣，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工作重點也得到了突出和強調，形成了有效抓手。    　　第三個支柱是產業組織。    　　產業組織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要求是：正確面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企業的兼并重組，以創新為基礎，在做“減法”的同時，做好“乘法”；重視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全力促進制造業由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產出特征由產品和服務分離向產品和服務融合轉變；強化差異化產品的高效、靈活、有序和協同生產，將標準化產品供給的“中心-外圍”模式推進到滿足差異化產品供給的“分布式”、“柔性”和“模塊化”等新模式，創新產業鏈和價值鏈。    　　第四個支柱是市場體系。    　　市場體系的新常態下的規律性表現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因此，市場體系必須做好以下三件事：能夠保持企業生產的產品差異化和質量特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建設，推進知識產權資本化進程和拓展創新領域及范圍是重要的政策支撐；能夠高效匹配差異化產品和個性化需求，大力提升市場的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科技服務，建設智能化市場是滿足這一要求的關鍵舉措；能夠以競爭來統一全國市場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改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所導致的大量“需求外溢”。    　　五個重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分類指導，注重精準施策    　　文章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提高改革效應。要加快國有企業、財稅金融、價格體制、農業農村、對外開放、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等領域基礎性改革，抓緊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關鍵性改革舉措。這些改革和任務凝聚到工作中，就是強調“三去一降一補”等“五個重點”。    　　第一，去產能。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淘汰和調整“僵尸企業”。堅持“養人”不“養企”，“補償”不“補貼”的原則，綜合采取財政、金融、產業和社會保障等政策手段，為化解矛盾、降低阻力、形成動力創造良好的條件。中央財政的1000億元的梯級獎補資金要科學、有效地運用。    　　第二，降成本。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將“營改增”改革的效能進一步發揮出來，適當減并稅率種類結構等，激發減稅和調控效果；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確保“營改增”下的高速公路和普通過路費可以納入運輸企業的進項抵扣，等等。    　　第三，去庫存。去庫存的重點在于房地產庫存的化解，鼓勵居住性需求和租賃性需求的發展，徹底摒棄以投資需求降低庫存的理念。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    　　第四，補短板。這里包括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續的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等等。    　　第五，去杠桿。中國杠桿率風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層面，2016年地方政府顯性債務規模將達17.2萬億元，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工作，完善全口徑政府債務管理，改進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辦法。二是企業融資層面，載至2016年4月末，全社會貸款余額為104萬億元，為2015年GDP規模的1.54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為57%，杠桿率為2.32倍。要加強全方位監管，規范各類融資行為，抓緊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由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分類指導，注重精準施策。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有針對性地實施精準對策”“精準把握各項改革舉措”“不斷提高精準性、有效性、持續性”就是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階段，把規劃做好、思想做通、制度做全、機制做優、措施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