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促成人文主義思潮興起

在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會之所以能夠實現知識壟斷，主要依靠兩大條件，即經院哲學的教學體系與手抄本這種特定的知識傳播媒介。經院哲學試圖調和宗教信仰的戒律與人類的理性論辯，將教父教諭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結為一體。就詞根而言，經院哲學主要指中世紀學校遵循的教學和學術方法。這意味著它是系統化和尊重權威的。由于深信“思維是一種具有一絲不茍的固定法則的技巧”，所以經院哲學的教學方法是按照規定的步驟，訓練學生根據某些預先設立的、已被正式承認的標準來解釋文本。首先，老師要教學生對拉丁文本進行語法分析，辨識并解釋每個單詞的格或詞形變化，獲得文本的字面意義；接著學生需以固定的方法學習如何通過正統教義得出更高層次的意義；最后學生要上升到學習名言警句的層次，依據代代相傳的教義對文本進行批判性闡釋。在中世紀英國的教育中心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一名合格的大學本科生也要完成這類“規定動作”方能順利畢業。

　　這種教學方式恰與中世紀主要的傳播媒介——羊皮紙手抄本相互呼應。手抄本制作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和物力，價格不菲。12世紀時，購買一本圣經抄本的價格有時竟與城鎮內一所住宅的價格相當。而學生大都囊中羞澀，根本買不起這樣的書籍，他們在課堂上只得以教師根據手抄本進行的宣講內容作為權威。據說，一名學生被問到在學校里讀了什么書時，他說：“我只是聽，沒有讀。” 12、13世紀的西歐，經院哲學占據基督教思想界的統治地位。

　　但自15世紀后，伴隨著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這種知識壟斷地位開始受到強有力的挑戰。尤其到了1460年至1470年間，在歐洲各主要教育中心，經院主義的方法都遭到強烈質疑。人文主義者不愿輕易接受正統權威的觀點，轉而直接研究并自由討論教父及異教作家的原始作品。在15、16世紀之交的英國，牛津大學在發展人文主義思想方面占得了先機。威廉·格羅辛、托馬斯·林納克和威廉·拉蒂摩爾等牛津學人負笈意大利學習希臘語，理查德·福克斯創辦基督圣體學院，科利特在倫敦創辦圣保羅學校，推行系統的人文主義教育。劍橋大學的人文主義氣息雖然姍姍來遲，但經過16世紀前半葉的不斷推進而后來居上，成為英格蘭人文主義思潮的三大重鎮之一。15世紀中葉以后印刷書籍的出現，使得這一思潮在英國愈發洶涌澎拜，進而沖破原有的知識壟斷局面。

　　1476年，英國人卡克斯頓引入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國歷史上第一家印刷所。但總體上，至16世紀前半葉，英國本土印制的人文主義書籍種類和數量都非常有限，需要大量從歐洲大陸進口。威尼斯作為15世紀末歐洲人文主義的中心，便是英國圖書進口的主要來源地。威尼斯最重要的印刷商阿爾杜斯·曼努提烏是一名人文主義者，他倡導“直接閱讀”古典作家的作品，大量印行了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及修昔底德等古希臘哲學家的經典著作，并陸續出版了維吉爾、賀拉斯、奧維德等人的拉丁文作品。此外，像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巴塞爾、蘇黎世等地生產的印刷書也都受到了英國讀者的垂青。

　　為什么印刷書能夠博得英國識字人群的青睞？這首先要歸功于印刷書成本低廉，價格比手抄本大幅降低；同時，手抄本占用空間較大，而當時學院圖書館本身的空間極為有限，往往比餐具室也大不了多少，很難騰出新地儲藏新書；再者，學院圖書館的規章制度不方便教師和學生取用圖書，譬如在很多牛津的學院圖書館內，手抄本不能外借，僅高層級教師和學生可以閱覽，而一般本科學生很難有機會接觸到手抄本。因此，大學教師和學生都愿意購買印刷書。

　　上述種種原因導致印刷書對英國思想界顯而易見的沖擊，這可以從人文主義印刷書的收藏量窺見一斑。當時，牛津和劍橋的一些學院已經開始擁有大量這類書籍。另外，還出現了很多人文主義印刷書的個人收藏家。值得一提的是，從15世紀到16世紀早期，幾乎所有的“牛津人文主義者”，都擁有彼得拉克的作品。畢業于劍橋大學的收藏家烏茲維克，由于他是幫助建立都鐸王朝的功臣，在宮廷擁有一定的權威。他的圖書館里也藏有諸多印刷書，如普拉蒂納、哲羅姆以及伊拉斯謨編訂的希臘文《新約圣經》。此外，學生也是購買此類書籍的主力。在15世紀30年代的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德斯比普勞圖斯更為學生所熟悉，很多人已經開始涉獵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的作品。學生們一旦了解了西塞羅，便會聽說德摩斯梯尼，其擁有的伊索克拉底作品數量遠比從前的泰倫斯作品更多。

　　印刷書的普及使讀者可以直接閱讀經典作品，并使閱讀成為一種個體行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印刷書作為一種便宜易得的傳播媒介，促進了所謂“脫離語境”或“疏離”的過程。讀者能夠比較和對照不同文本表達的觀點，更容易保持超然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輕易地被一個雄辯的演說家征服。這種批判思維通常被認為是進入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印刷書的功用與文藝復興思潮的核心思想，即強調人的能動性與創造性相吻合。

　　英國人文主義者與印刷書籍的緊密結合，造就了一種新的知識生產與傳播體系，并最終孕育出沖擊舊有知識壟斷體系的強大力量。但是，我們不認同那種將印刷書作用無限放大，認為它是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力量的觀點。事實上，知識壟斷體系的崩塌同樣離不開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在中世紀后期，隨著西歐區域經濟貿易的發展，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需求大大提升，這構成了撼動原有知識壟斷體系的最深層的階級基礎。如果我們將經院哲學體系的式微與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看作是當時英國整體社會變遷的一個方面，那么，從媒介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我們更愿意認為，傳播技術的變革是在與社會其他因素相互影響下才發揮其媒介社會功用的，其自身發展一方面要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另一方面又能夠為社會變遷提供契機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