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中國經濟增長極限？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科學判斷，對于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然而有一種論調認為，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已面臨極限。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值得探討。

　　辯證認識經濟增長極限    　　學習時報發表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趙振華文章表示，經濟增長是個量的概念，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GDP或人均GDP的增加。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決定于諸多客觀因素，要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生產要素供給以及市場需求等多種條件制約，任何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有極限的，不可能無極限增長。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農耕時代的年均經濟增長率不足1%，工業革命改變了生產要素的約束條件，隨之出現了世界經濟增長奇跡，如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工業革命奇跡，也曾經出現過“亞洲四小龍”騰飛奇跡以及拉丁美洲等國家的經濟增長奇跡，年增長率達到了10%。改革開放后，中國也創造了世界奇跡，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8%。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連續40年超過10%，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決定的。    　　經濟增長有極限的主要原因有：一方面受到各種生產要素供給的制約。經濟增長是一系列生產要素有機組合的結果。農耕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勞動力，人們運用簡單工具從事生產，產出量自然受到限制，每年能夠有1%的經濟增長率就相當了不起。工業化到來，改變了生產條件，突破了生產要素的地域和空間限制，新技術不斷涌現，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不少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可以達到10%。然而，隨著經濟總量日益龐大、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日益減少、技術進步、能源、環境等約束，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經歷了一個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便進入了低速增長區間。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提供的數據，自1980年至2013年的33年間，美國年經濟增長率超過4%的只有的9個年份，日本只有7個年份。歐元區自1992年以來沒有一個年份經濟增長率超過3%。另一方面，受到需求制約。就投資需求而言：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有投資需要但無力投資；發達國家有能力投資，但基礎設施比較完善，沒有投資需求。就消費需求而言，在一定時期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人們的消費需求難以出現大幅度變化，比如吃飯，每天有三頓飯即可，不可能每天都吃四頓飯、五頓飯。況且還要受到收入限制，即使有消費需要也難以轉化為現實消費需求。自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倡導的“人類征服自然”“向大自然宣戰”的模式使人與自然處于尖銳的矛盾之中，并不斷受到自然的報復，導致了人口激增、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人類陷入為增長而增長帶來的困境之中，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早在1972年，著名經濟學家丹尼斯•米都斯公開發表了《增長的極限》，提出了國民經濟的指數增長極限、污染極限、技術的副作用等值得警醒的問題。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經濟增長又是無極限的，因為技術進步沒有天花板。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加速進步，特別是顛覆性技術頻頻出現，新的資源、能源不斷代替舊的資源、能源，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斷變換和更新；同時，人們消費欲望又是無極限的，在低層次的消費需求被滿足之后，必然產生高層次的消費欲望。因此，世界經濟總是在不斷增長的，即使遇到經濟危機，經濟增長呈現短暫停滯甚至負增長，但長期來看，全球經濟仍然呈現一條在波動中向上傾斜的曲線。無論是人均GDP還是全世界的GDP總量都會呈現上升態勢。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提供的數據，到2012年世界經濟總量已經達到72.44萬億美元，人均GDP已經達到10281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已經達到38182美元。我們相信，未來世界經濟還會在波動中增長。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看出，每一次經濟增長的極限都被新的增長元素突破，農耕文明時代的經濟增長的極限因工業文明融入新的增長元素突破，工業文明時代經濟增長的極限又被生態文明時代融入新的增長元素突破，世界經濟總是在不斷克服舊的矛盾或要素制約中實現新的增長。    　　中國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已到極限    　　文章稱，改革開放后，中國國民經濟實現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從1979年到2012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8%，創造了世界奇跡。然而在高速增長的背后，也暴露出傳統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嚴重問題，已經達到經濟增長極限。    　　傳統的過度依賴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確實不可持續，已經達到經濟增長的極限。從投資來看，自2003年以來，中國的投資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11年達到48.3%，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一年，也是全世界投資率最高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提供的數據，全世界平均的投資率近年一般維持在23%左右，極個別國家或地區在短時期內可能達到30%，中國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多。固然，我們不能把他國投資率作為判斷中國投資率是否適度的標志，特別是中國城鎮化、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基礎設施不完善，需要大量投資，但過高投資率是不可持續的。一方面高投資產生了高通脹。雖然高投資與高通脹未必呈現一一對應關系，但呈現正相關關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生過5次高通脹，雖然每一次導致通脹的因素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高投資后往往就是高通脹，隨后就是緊縮投資，治理通脹，經濟陷入不景氣，然后通過高投資啟動經濟增長，如此循環往復、惡性循環。從高耗能來看，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提供的數據，中國每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已經由1990年的6.97噸標準油下降到2011年的2.74噸，但仍然遠遠高于全世界1.81噸的水平，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而且也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高投資、耗能在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資源、能源難以為繼，特別是越來越多的不可再生資源已經枯竭，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    　　傳統的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先增長后治理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已到極限。一個時期以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由于不少城市和企業污水直接排放或不達標排放，不僅污染地表水，而且污染地下水；由于酸雨、廢水直接灌溉農田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等導致土壤污染越來越嚴重；工業廢氣、汽車廢氣導致空氣被嚴重污染，不少城市，霧霾天氣已經成為常態。環境的破壞帶來廣泛的負面影響：一是直接危害廣大人民群眾的身心健康，“環境病”越來越多；二是治理環境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治理環境污染而付出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遠遠超過因犧牲環境為社會帶來的財富，呈現出負效益；三是影響了社會穩定，近年越來越多引發社會不穩定事件均與環境污染有直接關系。依靠犧牲生態環境換取經濟增長已經到了極限。    　　傳統的過度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公平分配導致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多，已經到了極限。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過程。鄧小平早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就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還說，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裕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又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經過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形成了巨額社會財富，蛋糕越做越大，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都有巨大改善，然而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蛋糕沒有分好，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財富差距越來越大。分配不公必然影響社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矛盾沒有因為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減少，恰恰相反，各種社會矛盾愈益凸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分配不公，只注重做大蛋糕，忽視分好蛋糕。    　　傳統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不可持續，到了極限。市場經濟需要宏觀調控，然而如何把握好調控的時機、調控的對象、調控的力度、運用什么樣的調控手段，達到什么樣的調控目的等，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更是藝術，這是任何一臺大容量的計算機都無法完成的。傳統的依靠大水漫灌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到了極限，只能造成沉重的債務負擔和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國民經濟的虛胖。    　　新常態開辟中國經濟增長新天地    　　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從戰略的高度，直面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及時準確地做出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戰略判斷，這是既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新特征的科學概括，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戰略起點。新常態，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極限，而是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開辟了新機遇、新天地。    　　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動力出現了新變化。新常態下需要實現消費、投資、出口的協調拉動。從消費需求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來看，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消費率進一步提高，消費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愈益顯現；從消費層次來看，已經從滿足衣食用為主向住和行轉變，在每一個層次內部如由吃飽穿暖向吃好和穿的時尚轉變；從消費形態來看，人人中山裝、滿街西裝的模仿式消費已經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時尚化消費已成主流；從消費群體來看，少兒消費、青年消費、中老年消費等并駕齊驅；從消費時間段來看，假日消費持續升溫；從消費地區來看，居住地以外的消費、境外消費快速發展。從投資需求來看，投資力度更加適度，投資方向更加合理，投資主體更加多元。從外需來看，大規模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將被高技術含量產品逐步取代，產品質量和附加值進一步提高，出口產品的品牌效應進一步顯現，特別是高水平引進來與大規模走出去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    　　中國國民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調速換擋合乎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各發達經濟體無不如此。需要指出的是，調速換擋是要把高速增長轉換為中高速增長，而不是把高速擋轉換為零擋，更不能轉換為倒擋，停滯和倒退沒有出路。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決定了發展是硬道理，決定了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提質增效。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也就是說，我們要以速度的適度降低換來效益和質量的大幅度提升，換來國民經濟更加可持續增長，中國的農業、工業、服務業都將實現從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乃至高端。拉美一些國家也曾經歷過高速增長時期，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就是要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產業、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就是要降低資源、能源等消耗，提高產出，以較小的成本換來更高的收益。    　　新常態下，新的改革紅利正不斷釋放，不斷引領經濟社會的持續和諧發展。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紅利，如近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數量、低廉的土地供應等已經或正在消失，客觀上要求深化改革，創造新常態下的新的紅利。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輕企業負擔特別是小微企業負擔，極大地激發了全社會創業創新的積極性，形成了萬眾創業萬民創新的前所未有的好局面，改革紅利正在顯現。與此同時，一系列推進社會事業改革創新重大舉措連續推出，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制度等改革有序進行，并取得成效，長期以來，廣大人民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矛盾和問題如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上學貴，房價上漲過快等問題得到有效緩解，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呈現縮小趨勢。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重大戰略布局引領下，中國經濟發展增添了新引擎，有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回旋余地，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巨大韌性。由此，新常態不僅僅是新挑戰，更是新機遇、新天地。